日前，記者接到一封學生家長的來信，這位家長在信中寫道：一年一度的“3?15”，人們總會將目光聚焦在“打假”上，當你在尋找身邊的假貨時，是否注意到原本應是一方

　　凈土的教育，如今也被假貨充斥，在巨大的利益驅使下，它正無情地侵蝕著孩子的心靈。作為家長，當我們歷盡艱辛，傾其所有，把孩子送到魂牽夢繞的名牌校后，才發現一不留神跌進了“陷阱”。該信如下：

　　有些學校讓家長拉20萬贊助

　　許多有孩子的家庭對“擇校”絕不陌生。“擇校生”是指那些由于行政劃片或考分的限制不能進入理想中的重點學校，但通過高于教育成本幾倍甚至幾十倍的“擇校費”獲得進入該校“選擇權”的學生。“擇校費”在北京各校無統一標準，且靈活性較大，如北京東城區某名校：一名小學生入學要收贊助費3萬至5萬。某所市重點高中，考生在中考時，一般每差一分收1萬，并且是10萬封頂。有些學校甚至提出：讓學生家長想辦法為學校拉20萬的“贊助”，得到“贊助費”后，學校可以收不到中考分數線的學生入學……

　　沒有操場孩子只能上馬路跑操

　　自從數年前，北京的“重點高中”、“示范校”與初中“脫鉤”后，在短短幾年里，與之相“掛鉤”的“某某學校分校”，便如雨后春筍般多了起來。這些與名校“掛鉤”的分校，一般就是該校的初中部。但有些家長歷盡千辛萬苦，把孩子送入這些“名校”后，才發現，一不留神掉進了“井底”―――

　　開學典禮那天，不少家長站在名校高高的柵欄墻外，看著校園內載歌載舞的開學典禮，心里有說不出的高興。可沒想到儀式一結束，孩子們就被帶到了附近的一家學校。據說這里原來是一個三類校，連個操場也沒有，上體育課都得在馬路上跑。

　　聽說北京不少重點高中名下的“民辦公助”初中部兼并了周邊的三類校，不僅使用其校舍，而且接收了教師。而家長用重金為孩子買來的只是三類校的教育，這種情況并不鮮見。

　　當我每天早上5點多，把睡眼朦朧的孩子從床上叫起，帶著孩子橫穿半個北京城奔向“名校”時，心里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，我一次次問自己：是誰欺騙了我們？

　　招生簡章稱該校與名校合辦

　　當年該校的“招生簡章”上說，它是與名牌中學合辦的，集中了優質的師資。雖然要交“贊助費（若干）”、“建校費（每年一萬元）”、“學費（每學年1.6 萬元）”，但考慮到他的名氣，我們還是把孩子送進了這所學校。但從去年起，許多優秀教師相繼離開了學校，學生也轉走了不少，學校把剩下的學生合在一起，校舍又轉租給了其他學校。

　　這學期孩子成績一直在下降。從去年開學，我就四處托人找接收孩子的學校：找到原來簡章中提到的合辦校，人家說：“該校與己無關”；找到其他學校，又都沒有名額。真沒想到孩子現在成了無人接受的“棄兒”。然而，擇校中的“誤入歧途”僅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。

　　“多設班”等現象嚴重

　　既然社會有這個需求，學校又可以獲利，為了獲取最大利潤，學校就開足馬力招新生。到那些生源充足的“民辦公助”校去看看就不難發現：“多設班”、“招大班”（每個班級至少40人以上，早超過北京市教委小班授課的標準）等現象很嚴重。

　　但學校的優質師資根本無法應付如此眾多的學生，為了保證學校的升學率，各校都采取了辦“重點班”的辦法―――在同年級內選擇兩到三個班，冠名為“數學班”、“英語班”、“科技班”等，配上學校最好的老師重點培養，其余學生甩給了三類校留用人員。

　　孩子的心靈是一張潔白的紙，當他們用切身體會來觀察教育時，會用一種特殊的方法總結出對學校的看法：“家長盯著孩子轉，學生盯著老師轉，老師盯著校長轉，校長盯著‘錢眼’轉。”這就是在孩子中廣為流傳的順口溜。

　　學校說法

　　某公辦示范高中校長―――有些家長過于急功近利

　　某公辦示范高中校校長在談到這封家長來信時表示，對真正的辦學者來講，這種現象不應該發生，尤其是那些需要生源創品牌的民辦體制校。這位校長表示，一個好學校的形成，是在合并過程中將原來學校的辦學理念、管理經驗等滲透到教師中，再向學生進行潛移默化。

　　對于一些家長選擇名校分校感覺上當之事，這位校長表示：教育的一個特點是長周期慢效益。家長應該允許學校有一個發展的過程。“現在有些家長過于急功近利，總以為一個名校合并另一所薄弱校后，薄弱校立即就會全面升級為名校標準。”這位校長說，“其實，在名校合并薄弱校后，薄弱校要發展成為家長和學生比較滿意的學校，至少需要三年的時間。”

　　某體制改革校校長―――高額“擇校費”的確存在

　　關于“擇校費”一事，某體制改革校校長表示，一些體制改革校除了要求學生交納一學年5000到8000元的學費，還要繳納3萬元不等的所謂“捐資助學款”，也就是社會和家長叫的“擇校費”。為了逃避有關部門的追查，“擇校費”的繳納非常隱蔽，有的要求家長結伴繳納，有的要求以單位名義贊助……

　　“在招來的學生中，盡管我們都要經過選拔，但難免有的學生推脫不掉。”這位校長坦言，“尤其是‘條子生’、‘關系生’，就是考試全都得了個位數，那我們也得要。”這位校長指出，這樣的學生根本不可能單獨成班。

　　某被收編中學教師―――收編的老師先培訓再競聘

　　一位被收編的中學教師介紹說：“自從學校被收編之后，原來學校的老師們就進行了新的培訓，培訓包括教學、管理以及被收編校的輝煌業績等。”在談到家長最關心的教師能力的問題時，這位教師告訴記者：“他們學校被收編的老師除了定期參加區教研活動外，學校的教學工作會開的頻率更高了。”

　　“新學校每招一輪新生，原來學校的教師都將面臨新的選擇：有的轉崗到了圖書館等學校的各個后勤服務崗位。”這位從師范大學畢業從教近10年的老師說，“從目前進行的兩輪看，原來學校的老師沒有一個繼續在教學第一線。”

　　將原來學校的老師通過“選秀”方式淘汰，這位老師介紹說是學校為了滿足家長的需要。

　　專家觀點

　　中國消費者協會專家顧問邱寶昌

　　即便涉嫌欺騙也很難取證

　　中國消費者協會專家顧問、北京匯佳律師事務所主任邱寶昌認為，家長為孩子繳納擇校費，也應該屬于消費行為。因為這也是“為了生活需要，購買商品，接受服務”。

　　對于一些打著重點學校旗號開辦的分校，教學質量卻達不到承諾的情況，邱律師認為這已經涉嫌消費欺詐或者欺騙。如果根本與重點學校無關，卻假冒重點學校招生，那就是欺詐行為；如果的確是重點學校的分校，但教學質量卻不過關，這就涉嫌欺騙行為。但對于這些行為的定性，相關證據是很難取得的。“因為絕大部分家長當初都是求著人家的，甚至找人、托門路、心甘情愿入學的。在這一過程中，家長和學校往往沒有合同關系、協商關系，這就很難留有相關證據。協議往往也是單方面―――只寫著‘自愿捐資助學’。”邱律師說，“買了假冒偽劣商品，消費者可找消協，但退還擇校費，就比較難操作了。因為協議上寫著‘自愿捐助’，按照合同法，捐贈過就不能反悔，不能有主張了。大家心知肚明，即使打官司也很難打贏。”

　　北京理工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楊東平

　　許多分校名不符實

　　北京理工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楊東平教授認為，對于“擇校現象”，首先要有一個區別：如果屬于義務教育的小學和初中階段，根據教育部規定，根本就不應出現“擇校”現象。因為，義務教育不是消費行為，而是國家行為，是強制性的。至于非義務教育階段，如高中的“擇校問題”，楊教授認為可以算是一種教育消費，但通常不把這種消費等同于一般的商品消費。楊教授還認為，目前擇校費的收取和管理都是“暗箱操作”。他認為，對這筆費用的收取應實行收支兩條線：學校不應直接收取，而應通過銀行收取，統一劃歸國家。

　　楊教授說:“現在一些處于義務教育階段的學校，如一些初中校打著‘轉制’的旗號，實行所謂的‘公辦民助’、‘國有民辦’，這都是違規的。重點中學的初中部‘搖身一變’，在所有制沒變化的情況下，改稱‘民營’，成為“翻牌學校”；還有的學校蓋個新校園，就號稱‘合辦’，實行高收費。”楊教授認為，大量分校都屬于“轉制學校”，都有投資方。許多新建的分校都是“盛名之下，其實難副”。這種行為傷害了教育的公益性，應從制度上進行規范。

　　名詞解釋

　　重點校

　　重點校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設置，主要是教育部門集中優勢資源重點照顧和投放學校。北京市原有市區重點校25所。

　　示范校

　　示范校是針對重點校制度存在的弊病而推出的替代制度，它所示范的是學校在素質教育和全面發展的成功經驗。而且，相比重點校任命的“終身制”，示范校按照一定條件評定，按一定條件接受監督。

　　民辦公助校

　　“民辦公助校”在北京的叫法為“體制改革校”，與外地的民辦公助教育相似。目前，北京有體制改革校，多為初中。